疫情期间，网络上对于公共事务的“瘫痪式讨论”现象尤为明显，其中不乏谣言、愤怒、恐慌、种族歧视、网络暴力，充满了“戾气”，这一现象值得反思细究，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一、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瘫痪式讨论”

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8.54亿人，借助互联网，人们可以更低成本的获取信息、分享观点，进而讨论公共事务、开展舆论监督，实现政治参与。

但是，网络上的现实是“骨感”的。互联网时代下，公共事务理性的、有益的讨论越来越被网络“瘫痪式”的讨论所取代，舆论监督和政治参与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瘫痪式讨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没有营养的讨论过程。网络上出现的许多话题，在网民们那里会即刻分为激烈的反对者、鲜明的拥护者以及数量庞大的旁观者，反对者和拥护者观点鲜明，但为了反对而反对和为了拥护而拥护，往往又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多数是从个人喜好出发，甚至带有明显偏见、歧视色彩、充满“戾气”，即使有个别理性声音也会瞬间淹没在漫漫口水大战中，“沉默”的大多数亦不得不接受反对者与拥护者撕裂的网络生态。

二是难以形成共识且常会“引火烧身”。网络上轻下判断的讨论过程决定了许多公共事务话题被引向民粹方向，往往脱离针对具体事务本身的讨论，上升到对发言者、讨论者的立场批判。网络越来越成为网民们发泄私愤和偏见的载体。

二、“瘫痪式讨论”的成因

关于公共事务的这种“瘫痪式讨论”究其原因有五个方面：

第一，网络匿名讨论群体的心理学原因。网络环境下，只有标新立异，观点鲜明、甚至偏激的观点才能在去中心化的网络环境下脱颖而出，同时歪曲事实、逻辑混乱、错误引导的责任成本较低。正如《乌合之众》中所写的那样，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

第二，网民认知能力的偏差和社会阶层分化。受制于社会阅历、受教育程度、逻辑判断能力、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人们对相同事务的认知和理解存在巨大差别。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分化的社会阶层所关注的核心点也存在差别，各个利益主体为谋求和维护自身利益，都会不由自主的去发表言论以期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

第三，彼此隔离的信息鸿沟。网络信息是爆炸式的增长，有别于传统媒体。随着定制类媒体的迅速发展，不同群体所获得的信息越来越表现出相互隔离的迹象。信息获取的源头，就存在巨大差异，形成共识的事实基础各不相同。

第四，公共事务讨论的“国家队”长期缺位，缺乏必要信息和有效引导。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主流媒体和政府相关部门是“国家队”，但“国家队”在网络的主战场上，相对于市场媒体和自媒体，处于长期缺位状态。主流媒体正面宣传为主，很少涉及负面问题导向的深入讨论；政府相关部门，长期缺乏有效的与公众对话讨论渠道，缺乏对有效信息披露和讨论的有效引导；而主流媒体和政府相关部门之间又缺乏有效的沟通。

第五，不当市场激励和缺乏有效监管。以“标题党”为主要特征的网络主体，为吸引眼球进行歪曲事实、人身攻击、混淆逻辑的内容生产，不惜违反新闻伦理和法律法规，流量经济、注意力经济是其主要激励所在。同时，粗放型的“删帖式监管”不但起不到有效引导、去伪存真，更引发了舆论反弹案例，殊不知“疏胜于堵”，粗放型“删帖式监管”适得其反。

三、构建互联网时代的有效公共参与模式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话题就是，公共事务是否还有必要在网络上讨论？公共事务、公共决策是否还需要公众的参与？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缺乏对公共事务的讨论热情。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来看，中国许多改革都是由基层群众自发推动、自下而上形成的，公众参与一直以来都是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是一张“考卷”，更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也充分说明了，在互联网背景下，关于公共事务的公共参与问题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仍有待加强。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我们从此次疫情期间网络媒体上就各种公共事务的讨论，总结经验和教训，以期改变当前“瘫痪式讨论”现状，构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有效的公共参与模式，营造理性、有益的公共参与环境，充分发挥网络资源在舆论监督和政治参与的作用。

有效的公众参与可以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手，这主要基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

第一，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公众在时间上、财力上具备了更多地参与讨论公共事务的可能性。

第二，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也必须更有效地从群众中听取意见和建议。“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高这项本领”。

第三，公民科学素养的普遍提高，增强了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而公共参与本身就是通过有效沟通和理性讨论，形成全社会共识的过程。社会共识对降低政策执行难度，增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都有益处，也是公共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第四，公共事务涉及到公众利益，需要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要广泛听取意见，不能仅征求专业人士的建议，更不能“偷偷的进行”，越少的公众参与，越可能被部门利益和某个小集体利益绑架。只有公开、透明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第五，促进公众参与，通过公私部门间的信息交换，政府能够获取大量信息，从而有助于提高科学决策质量。公众对决策过程的积极参与有助于增强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使不同阶层的利益得到考虑和保障，制定出来的政策更具可行性。

当然，构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有效公共参与模式，营造理性、有益的公共参与环境，充分发挥网络资源在舆论监督和政治参与的作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在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任务。这离不开主流媒体“国家队”的引导和批判性反思，离不开政府部门主动的公共交流渠道的建立，需要更好的公民教育，更科学的网络监管措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路一定是充满风险和挑战的，“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依靠学习创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跟上事业发展需要。

（本文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院，首都互联网经济发展研究基地”系列评论之一，由李全、欧阳日辉策划。）